西周,中华文明史上的光辉一页,它以礼乐发达、政通人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底,对我国社会、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溯前史长河,那个悠远又苍莽、奥秘又雄壮的远古时代终究有着怎样的灿烂光辉?
2017年4月的一天,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一如往常。一场红河流域区域体系考古查询作业在宁夏文物考古研讨所的掌管下,正有条有理地进行着。谁也没想到的是,千百年来一向以雄壮质朴示人的黄土之下,竟然隐藏着一个大隐秘。
探方之中,黄土被层层刮开,一个古国连同它的宫廷、城墙、护城壕、渠池体系等逐个闪现,被封印了数千年的文明重现人世,史料失载的西周诸侯国——获国,从此进入群众视界。
这是坐落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的姚河源遗址(5月9日摄,无人机相片)。组图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冯开华 摄
一片甲骨,名动全国
谈及7年前的这次发现,姚河塬考古队领队马强浮光掠影。
那天,酷日当头,他和一群青年考古人在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一片遗址区打开收拾开掘作业。起先,因墓葬盗扰严峻,他们对这片遗址是否还能发现重要文物不抱太大期望,但跟着考古作业不断深入,多件重要文物连续出土。
多年阅历告知马强,眼前这片遗址不简单。所以,一个愈加翔实的考古开掘方案在他的脑海里敏捷构成。通过一次次详尽勘探、收拾,越来越多的文物连续出土,人们对这片遗址的认知也被改写。
姚河塬考古队员在开掘“获国”的城墙和宫廷遗址(5月11日摄)。
它,占地92万平方米,坐落在便于防护的断崖之上,黄河支流泾河的毛细血管在此交汇。依水而建的国都有条有理,在城墙和护城壕保护下,王室贵族居住在内城,而盘绕四周的外城则是布衣百姓的家乡,更远处则是农田、狩猎场。
它,有着占地8000余平方米的诸侯国君宗族墓葬区,以及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等中心遗址。
它,迄今已出土3000余件文物,品类繁多、工艺精巧,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骨角牙蚌器、刻辞甲骨等。
如此重要的遗址,发现初始却没有名字。这些留在人世的残存片段,能复原出那个国际吗?
带着疑问,马强翻阅厚重的史籍。“在史书上,没有发现西周王室在西北分封诸侯国的记载,所以咱们开端对遗址的性质、方位都不承认。”
因其奥秘,更激起考古队员的探究欲。在随后的开掘收拾中,有30多块甲骨残片被发现,十几片上还刻有文字。在其间一片甲骨上,“曰:甶稼稷卜”刻辞明晰,“稼稷”两字,更是其他字的几倍大,突出了对农业出产栽培“小米”的注重。从考古浮选的很多炭化种子中,“谷子(稷)”正是姚河塬人群的首要农作物。扩大的“稼稷”二字,让今人在反正撇捺、一笔一画中,窥见那些鲜活生命的脉动,那些对丰盈望穿秋水的等待,那些对美好日子的神往。
黄土尘封之下,清楚是一群人的家,是一群人的国,这儿有雄姿英才,也有袅袅炊烟。他们到底是谁?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又为何消失?
姚河塬遗址出土的青铜銮铃在宁夏博物馆“探究获国”文物展展出(5月14日摄)。
在姚河塬遗址发现前,宁夏区域发现的西周遗址只要一处——1981年固原市出土的孙家庄西周墓。考古团队对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作了比对剖析,发现孙家庄遗址出土的车軎、车轴装修和姚河塬遗址出土的如出一辙。马强以为,这些青铜器也归于姚河塬铸铜作坊出产,这座墓葬的主人便是获侯派出去巡查巡狩的小队长,以身作则,终究掩埋于此。
而另一片甲骨的发现,揭开了这奥秘大墓的一角。
在编号为M13的“甲”字形大墓的墓道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卜骨,上面有“入戎于获侯”的刻辞,意思是“把捕获的戎人敬献给获侯”。卜骨上的“获侯”两字,让孜孜探究的考古队员看到了一丝亮光。难道,这方寸间真的埋藏了那个3000年前的谜底?
周灭商后,广封诸侯,以构成屏障拱卫周王室。一时刻,“溥天之下,难道王土;率土之滨,难道王臣”,漫山遍野的诸侯国让周皇帝实力不断扩张,乃至抵达东海之滨。但现在发现的史猜中,关于周人在西北的军事活动却只能查到少量,也并没有记载分封的诸侯国中有个“获国”。
那么,这个横空出世的“获国”是否实在存在?仅凭一片甲骨和五字刻辞就供认有这个“获国”是否客观谨慎?考古团队的求证之路还很绵长。
通过8年的考古查询、勘探、开掘和研讨作业,考古队承认姚河塬城址面积92万平方米,收拾开掘城墙、护城壕、诸侯国君宗族墓地、一般布衣墓地、宫廷修建基址、铸铜作坊、水网、路途等重要遗址。依据对姚河塬遗址墓葬区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以及对出土器物的断代等成果表明,姚河塬遗址从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前期,时刻跨度长,内在丰厚。典型的西周国君墓葬——“甲”字形大墓和竖穴土坑墓,以及标志王权的青铜铸造作坊等,进一步佐证了获国的方位。
“获国遗址的等级和周王室在东方分封的齐、鲁、燕等是共同的,只不过规划稍小,但它的优点在于‘五脏俱全’。咱们在其他西周诸侯国没有发现的元素这儿都有,感觉像是把西周国都该有的布局和文明要素悉数打包搬运到了这儿,关于咱们研讨西周时期的分封诸侯国布局有重要含义。”马强说。
观众在宁夏博物馆观看“探究获国”文物展(5月14日摄)。
在姚河塬遗址未发现前,咱们遍及以为,周人在西周中期便向东退守,逐步失去了对西北的操控。而姚河塬遗址的开掘,充分体现了周人在西北区域的军事扩张。六盘山下的获国,在西周前期就被分封,并一向存续到春秋前期,贯穿整个西周前史。西周末年,犬戎兵临镐京城下,杀周幽王于骊山,周平王被逼迁都洛邑,打开春秋战国时代。在此之前,获国一向为周王室镇守西北边境。
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对研讨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式、周王室与西北边境区域的联系具有空前含义。因其重要性,姚河塬遗址集齐了考古界的悉数奖项,如2017年当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取得“郊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当选“我国考古新发现(亦称六大考古发现)”,2022年当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等,这在国内遗址中也属稀有。
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专家给予姚河塬遗址“五个最西北”的高度评价,即最西北的西周前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前期诸侯级墓葬、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
西周往事,以殷制戎
从2017年到2024年,两千多个日出日落,姚河塬已成为考古团队日子的重心。
通过孜孜不倦的深耕,马强又有了严峻发现:获国国君很可能是殷人,而非周人。腰坑、角坑、殉狗、殉人、殉牲等掩埋风俗,商式簋、鬲、盆等出土器物,确定了获国国君是殷遗民集体。眼下,他的新书《以殷制戎:泾水流域商周聚落与社会研讨》正在准备中,这些年考古勘探、剖析研讨的新效果将在书中体系出现。
假如真的是殷人,周灭商时他们遭遇过什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他们从河南移民来到宁夏?这段往事,在姚河塬遗址里能找到答案吗?
这是姚河源遗址的铸铜作坊区(5月9日摄)。
从现在学术界的一致来看,西周的统治者不像殷商那般血腥嗜杀,建国伊始,周皇帝便向民众展示了其仁慈宽厚的一面。孔子对此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帝王也都推重周礼作为文治模范。周灭商后,不光没有将殷人斩草除根,反而给一部分殷民分封土地,让其镇守危机四伏的西部边境。
获国地点的固原市,在西周时期被称为“大原”(或“太原”),是华夏民族劲敌猃狁、戎人等的地盘。马强等人以为,周王室把殷遗民安顿在西北的姚河塬,既让他们远离王都,防止起兵抵挡要挟到“自己人”,也是运用他们作为军事前哨和戎人对立。
据史料记载,周穆王和周宣王都曾建议过对戎狄的征讨和平叛。无法,敌方实力强壮,不只未能取胜,反而在多年的拉锯战中耗伤国力,终究亡于戎人之手。《史记》中也有描绘: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
“以殷制戎”的推论源自遗址中丰厚的文物佐证。“假如没有姚河塬遗址,这些推论都很难建立。”马强说。
首要,姚河塬遗址地点的地舆方位决议了获国人不得不直面戎人等异族。国都选址在便于防护、水源足够的断崖之上,且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军事壁垒性质显着。
其次,高等级墓葬区内用于陪葬的马匹数量高达120多匹,在铸铜作坊区等地还发现了被食用过的马骨。“马匹在其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但获国在马匹运用上反常大方,且碳氮安稳同位素测验成果显现,这儿的马匹是人工喂食和放养并存。咱们估测,获国很可能是西周王室的一处养马基地。”宁夏文物考古研讨所馆员、动物考古学专家侯富任说。
最能够让考古学者确定获国国君是殷人的依据,则埋藏在高等级墓葬中。
这是姚河源遗址高等级墓葬区的一处“甲”字型大墓(5月9日摄)。
这些墓葬集合在遗址区北部最高处。海拔1636米的高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40座西周墓葬,面积约8000平方米。诸侯国四代国君的宗族墓被精心规划在中心方位,2座春秋时期祭祀坑和用于陪葬的6座马坑、6座车马坑以及壕沟等将整个墓葬区盘绕在内。
考古队员发现,简直一切的墓葬底部中心,在棺椁之下墓主腰部方位,都被有意挖出一个坑,考古界称其为“腰坑”,里边皆有完好的犬骨。这些狗,以两只前腿绑缚在后背上的独特姿势殉葬。而“腰坑殉狗”是殷人葬俗,这是证明“以殷制戎”的直接依据。
“墓葬中发现的殉狗大多不超越两岁,最大的也不超越三岁。咱们揣度,其时存在一个作业,专门养殖用于殉葬的狗。”侯富任说。
除了“腰坑殉狗”的殷人葬俗外,马强还发现了别的一些极端特别的墓葬形制。比方:在四代国君宗族墓中,主墓与亲属墓通过未挖到底部的过道相连,这在国内尚属初次发现;陪葬马坑内,基层马骨摆放规整,上层则遍及散乱,异于干流葬俗;“刀把形”马坑旁有一人殉葬,正处于“刀把”方位;多座墓葬中的人骨在下葬时便被散乱散布在棺室、椁室和二层台等处,归于“碎骨葬”;陶器等陪葬品也都被随意打碎并散乱掩埋,归于“碎物葬”……
特别的丧葬形制,大气磅礴的城郭,精巧丰厚的文物遗存……虽然西北边境生计困难,发明这一切的获国人,依然谨慎策划、蓄力开展。从荒芜到茂盛,从异乡到故乡,从颠沛流离到休养生息,殷人涅槃重生为获人,一代又一代,在各自的方位上尽职尽责。
这是姚河源遗址出土的一件原始瓷器。
干戈从未止息,但四海已视同一家。重生的获国还打开胸襟接收了其他漂荡的族群。同是制造陶罐,但不同的纹样、肌理、造型包含了不同的文明元素,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审美或毅力。马强发现,获国出土的各类陶罐中,有商周文明,还有寺洼文明、刘家文明、本乡文明等,这说明在很长一段时刻内,这些来自不同文明特点的人们集合在姚河塬一带,沟通互鉴、调和同处。
“或许获国的殷人终究走向了周王室的对立面,才导致了西周的消亡。”马强说。虽然仅仅是猜想,可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的含义地点。前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内容,因为很多的考古发现研讨变得生动饱满;前史头绪里破碎消逝的细节,因为很多的遗址遗物变得明晰精确;前史长河里散落的人类文明,因为很多人的敬仰传承变得朝气蓬勃。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马强的这个斗胆猜想能得到考古什物的证明。
“百工”昌盛,熠熠生辉
一把象牙梳,在文物修正师手中复生。梳齿细密,阴刻贪吃纹,贪吃眼部镶嵌标志王权礼器的绿松石,显示威望。上古神兽目光如炬,这只见证过奥秘获国的眼睛,历经数千年依旧在凝睇。
安靖下来的获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渠而饮,耕田而食,渐渐积储力气,发明愈加多元的文明。这儿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有璧、璜、蚕、牛、鹿、螳螂等;骨笄、骨簪、骨镞、骨制护甲的制造非常精巧;镶嵌螺钿的彩绘漆器、蚌壳制品构思奇妙,鲜活地展示了制造者高明的审美和惊人的匠心——这是获国留给国际的一份礼物。
当巨大的城池、完善的防护、幽静的墓坑毫无保留地出现在考古队面前时,新的疑团又接二连三。这群远古先民凭借什么样的东西来完成这一切?仅仅是开掘那些深达十几米的墓葬坑,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苦?
姚河塬遗址出土的青铜轴饰在宁夏博物馆“探究获国”文物展展出(5月14日摄)。
姚河塬考古队队员程江维介绍:“其时青铜锻炼技能只把握在王室工匠手里,出产的青铜器数量有限,所以农业出产和工程建造大多运用骨器、石器、木器。”那么,其时的青铜用来做什么?
铜与锡、铅等金属熔炼而成的合金即青铜,非常宝贵,不易取得,古时被称为“金”“吉金”,常用于制造礼器、武器。程江维介绍,不同的青铜器物所需硬度不同,需求工匠按必定份额装备铜、锡、铅等金属料块,稍有差池,很可能就功败垂成。无法确保百分百锻炼成功的工匠们,只好求助于神灵庇佑。考古作业者在殷墟、获国以及其他商周遗址区的铸铜作坊中,都曾发现过用于占卜的甲骨残片。由此可见,“迷信”的商周人在每次严峻铸铜活动前,都要由贞人掌管祝祷占卜,求得冶铸成功。
在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铸铜作坊遗址内,有水渠、取泥坑、储泥坑、烘范窑、工棚等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陶范残片、铜刻刀、骨锥、熔炉、砾石等遗物。据此揣度,获国现已具有了一条铸造青铜的完好产业链,而且技艺高明,遍及运用“范铸法”铸铜,斑纹刻制极为考究。
“这样完好的西周铸铜作坊,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考古发现的不超越十处。”马强说,其被称为“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是实至名归。
宁夏博物馆曾举行过一场“探究获国”文物展,展出的青铜器有武器、礼器、车马器等。其间一件外形相似马桶、饰有兽纹的青铜车轴饰,以及相似电扇、内有金属弹丸的青铜车銮铃等,让观众感受到文物之美。按《周礼》的规则,诸侯在祭祀、宴飨、随葬时运用七鼎六簋。令人遗憾的是,因为遗址曾被严峻盗掘,作为礼之重器、标志权利的鼎和簋,只发现了一只鼎足。
除了备受瞩目的铸铜作坊,姚河源遗址还发现了制陶作坊,揣度还有制骨作坊。考古队员还发现,在纺织业方面,养蚕缫丝、纺麻织布、规划缝制,获国人都能轻松担任。骨制打纬刀的发现,让人们意识到获国人乃至还在运用原始纺织机器,这也证明了甲骨文中“百工”的记载。能够想见,3000多年前日子在这儿的人们,以高明的审美和惊人的匠心点缀细节,让日子明亮、万物心爱。
“丝路”滥觞,文明交融
从姚河塬遗址出土文物来看,考古人员发现,周人与西域的确存在沟通。
西域,在很长一段时刻内,是悠远的标志。天然的地舆屏障阻止了“东西方”人们的沟通。在汉朝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人们对西域了解甚少。
其实早在西周,就有周穆王西征会晤羌人部落领袖西王母的传说。古时候车马很慢,可是周王朝的目光一路向西,脚步穿过大漠、天山、昆仑,来到了若羌、楼兰、龟兹等地。
商贸开端萌发,一条东西来往的大动脉悄但是动。
获国地点的固原,自古便是丝路重镇,交融了波斯、古希腊与中华文明的国宝级文物鎏金银壶便出土于此。
这是姚河源遗址的高等级墓葬区(5月9日摄)。
马强以为,不少珍稀物品便是通过这条商贸之路来到获国的。在姚河塬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区中,出土了不少其时中原区域没有的器物,有来自西域的费昂斯珠、玛瑙、和田玉,滨海区域的海贝,东南亚和美洲区域的貘形铜饰等。更令人称奇的是,从出土的器物碎片中,文物修正师拼出了几只华美的原始瓷器,细腻薄胎,附着通明釉料。其时的固原区域没有这类工艺,它们都来自千里迢迢之外的浙江滨海一带,走的正是前期丝绸之路。
前期丝绸之路的构成,远比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建立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等四郡要早得多。据马强介绍,在商朝,我国南边的丝绸就通过这条路运往北方。驼铃声声,马蹄阵阵,行色匆匆的商队带来了丰厚的物资,一起也带来各地先进的出产技能。
“商周时期的青铜车铸造技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在向东传达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改造,从圆饼形车轮的独轮车逐步演变成带辐条的多轮车。”马强介绍说,我国车马坑初现于商代晚期,距今不过3000多年,而伊朗、阿富汗等地在7000多年前就现已有青铜车。而从DNA全基因组研讨来看,“获国”的马匹来历可能是其时的哈萨克斯坦,在向东传达的过程中阅历了杂交改进。
种种迹象表明,夏商周时期的中华文明,就已出现敞开容纳的姿势,文明沟通的深度和广度早已超乎咱们幻想。
跟着姚河塬遗址开掘作业的推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一草一木,关于“获国”的种种传奇以鲜活如初的相貌向咱们走来,有根有据,有形有意,连绵不断地涵养着今人的精神国际。(记者张宋红 马思嘉)
来历: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