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被骂了三千多年，你们猜我委屈吗？

近来，电影《封神第一部》正在上映，使商纣王这一具有颇大争议的人物重回群众视界。

电影中的商纣王。来历/电影《封神第一部》截图

千年以来，纣王早已成为我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和《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会集，总结起来有：好酒淫乐、慢（高傲）于鬼神，损坏社会风气；大兴土木，加重赋税；失民于时等。但对纣王的恶行，春秋时期的子贡便已有了疑问：“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正人恶居下流，全国之恶皆归焉。”子贡的意思很了解，他以为纣王的“不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为亡国之君而被抹黑，背上了许多捕风捉影的臭名。那么，子贡的这一观念终究是否实在？前史上实在的纣王终究是什么样的人？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三千多年前的商末说起。

纣王的身世

纣王即帝辛，为帝乙嫡子，《史记·殷本纪》称帝辛为帝乙之少子。关于他的姓名，古籍中相关的异称有十二种，别离为辛、帝辛、受、帝辛受、受德、受德辛、殷辛、后辛、纣、殷纣、商纣、帝纣等。电影中将他的姓名改为“殷寿”，也算是有据可依。为阅览便利，咱们权且称他为纣王。

有人以为，帝辛以嫡长子身份继位。实践上，帝辛有一个哥哥，即微子启。仅仅，哥哥出世时，他们的母亲还未成为王后，因而是庶子身份，导致其无缘王位。微子启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心胸嫌隙。

关于纣王的身世问题，典籍文献首要有三种记载：

其一，《吕氏春秋·当务》记：“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行置妾之子。’纣故为后。”

其二，《史记·殷本纪》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全国谓之纣。”即微子启与纣王并非同母所生，纣王才是理直气壮的嫡长子。

其三，《孟子·告子上》记：“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孟子》称微子启为商纣王之叔父，此说早已被学界确定不行信。

因而，以上观念的争议之处在于《吕氏春秋》与《殷本纪》之间的记载，两者最大的不同即微子启与纣王到底是同母仍是异母?

商朝实施以嫡长子承继制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继嗣准则，实践上和后来的周朝宗法制下的继嗣准则底子相同。在此宗法继嗣准则下，不管母以子贵，仍是子以母贵，都蕴含了母子同贵的含义。假如纣王和微子启是同母所生，那么当其母的身份在从妾变为妻的时分，微子启和微中衍的身份也应该一起发生变化，即相应的从庶出转为嫡出，而不会仍旧停留在庶出的方位上。若微子启、微中衍与纣王同为嫡派，则应当由身为嫡长子的微子启即位为王。

因而，《史记·殷本纪》所载的纣王继嗣状况愈加契合史实，纣王与微子启是同父异母兄弟。微子启虽是长子，却是庶出，其母为妾，本就无资格继嗣为王。纣王尽管是少子，却是嫡出，其母为正后，能够水到渠成地承继王位，这契合商周时期的继嗣准则。由此可见，微子启对纣王即位心胸不满的状况其实本不应存在。

纣王有旷世之才，《荀子·非相篇》称：“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全国之杰也。”《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全国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纣王不光身强体壮、勇武超人，并且天资聪颖，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因为天资过人，加上君临全国的特别身份和方位，塑造出纣王刚愎、狂傲、激动、顽固、敢想敢为等凄惨剧性情，加重了操控集团的对立和内讧，导致大众怨望，诸侯叛商。

纣王的影视形象（马景涛饰）。来历/电视剧《封神榜之凤鸣岐山》截图

纣王时期的商朝

纣王即位时，商朝现已树立近六百年，作为奴隶制国家，奴隶主阶层与奴隶阶层之间的对立抵触非常尖利。自武丁、祖甲今后，历代商王都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荒淫残酷之君，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奋斗愈演愈烈，社会堕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动乱局势。

在这样的局势下，纣王对西伯、九侯、鄂侯、比干等贵族实力非但不留意拉拢，反而予以冲击，或囚、或炮烙、剖腹、刳心、醢、脯，连太师、少师也因与纣王定见相左而得不到重用，反而忧虑遭到虐待而离去。纣王的行为严峻削弱了操控集团的力气，给被操控阶层的抵挡和周边敌对实力的侵略制作了待机而动，以至于周人进攻朝歌时，纣王无法调集满足的力气予以应对，终究落得国破身亡的凄惨下场。

商朝是一个神人共治年代，巫在政治上是一种重要的力气，对商朝的全部军国大事起着直接或直接的分配效果。为了表明对神灵的信从，商朝事无大小，都要经过卜筮以测吉凶，决议行止。但是实践上，人们早就对神权产生了置疑，只不过操控者们暂时还不肯与神权揭露分裂，因为神权在很大程度上现已是王权的东西。

纣王聪颖过人，早已看破了神的实质，他却没有沉着地处理好神权与王权之间的联络，而是直接把神灵一脚踢开，“昏弃厥肆祀弗答”，揭露向神权宣战，导致自己白白将神权这一有力的兵器拱手让给敌人，其操控方位的权威性、合法性也就产生了不坚定。

商代卜骨，内容为商王武丁别离于两个月之内的癸未、癸巳、癸卯与癸亥四日，占问本旬之内是否会有灾害。来历/我国国家博物馆

无节制的战役也是商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帝乙、纣王父子在位共56年，期间别离对西方的羌人方国和东南的夷人方国进行了长期的战役。在西方，帝乙时期便发动了对盂方的征伐，并发动了部属邦国的力气。这一行动可能与经略晋南区域以遏止周人有关。而南渡淮水伐夷方、林方是商朝末年另一场重要战役，跟着淮河流域文明的昌盛开展，淮夷逐渐成为商朝的心腹之患，因而引发了商朝的大规模征伐。这两场战役先后继续了数十年，给社会经济的开展以及公民的日子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大多取得了成功，却也种下了商王朝消亡的种子，然后给后人留下了“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前史教训。

帝辛十祀征夷方道路图 (据王恩田《人方方位与征人方道路新证》文中图修正)。来历/李凯：《帝辛十祀征夷方与商王巡狩史实》，《我国前史文物》2009年第6期。

由此可见，商朝消亡的底子原因是商朝中后期社会对立的累积和迸发，纣王性情的要素是操控集团内部对立激化的导火线，它加快了商朝操控集团的分裂，而军事战略上的穷兵黩武则是后来商朝军事失利的直接原因。

周人的兴起与牧野之战

周本是渭水中游的一个陈旧部落，居于今陕西中部。此区域水草丰富、土地肥美、气候适合，民众善于播种技能，因而周逐渐开展起来。在武丁帝时期，周仍是商朝的诸侯国之一。从周文王姬昌起，周出现了一批精明干练、文武兼备的当权人物，如文王、武王、姜尚、周公旦等，国力日强。文王以姜尚为军师，委任一批贤臣，励精图治，大力开展自己的实力，力求脱节商朝的操控。

为了增强国力，文王大力开展农业。周人活泼在“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的区域，此地适合农耕，为国力的增强和这今后的灭商战役预备了物质条件。文王还倡议“笃仁、敬老、慈少”的社会风气，进步本身声威，对内抢夺大众支持，上下同心；对外交好大国和其他周边小国，一起大力招引人才，赢得贤士归周。到武王即位曾经，周人已尽取“于全国三分之一”的关中，复夺夏地，可谓占有全国三分之二，并经过掌控一些战略要地，已在必定程度上切断了商王畿与首要属国的联络，至此，商朝地广人众的国力优势现已丧失殆尽。

商时期地图（部分）。来历/谭其骧《我国前史地图集》

周在文王时期虽已适当强盛，有很多诸侯国归附，但鉴于有600多年操控根基的殷商王朝仍有强壮实力，文王终身未敢建议与商王抢夺政权的战略决战。文王逝世后，其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他承继父志，在姜尚和周公旦的辅佐下，继续增强国力和军事力气，广泛联络各路诸侯，继续为灭商进行活泼预备，并迁都镐（今西安西）。

公元前1048年，即武王继位的第二年，为了调查诸侯在文王身后的政治情绪，查验灭商的预备状况，武王载文王灵位兴师东进，前往孟津（今河南孟津）。据史料记载，其时有800名诸侯不谋而合地带兵前来相会，皆以为“纣可伐矣”。武王经过这次观兵得知大多数诸侯已诚心归附于他，但顾忌商朝仍旧强壮，以为伐纣机遇没有老练，便以“不知道天命”为由引兵西归。此次观兵，规模宏大，史称“孟津观兵”。

此刻，纣王感觉到了周人已构成严峻威胁，决议先下手为强，起兵伐周。但这一方案却因东夷族的叛变而未能完成。为停息东夷的叛变，纣王调集部队倾全力向东进攻东夷，成果形成西线军力空无，尽管终究制胜，却极大耗费了商朝国力。与此一起，商朝内部对立出现白热化。纣王继续饰过拒谏，任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软禁箕子、逼走微子启，朝中大臣人人自危。看到机遇现已老练，武王决议捉住这一机遇，乘虚蹈隙，一举灭商。

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周王近卫军）3000人，甲士4.5万人，自镐京动身，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开拔孟津，与一起反商诸部落联军会集。随后周军从汜（今河南荥阳境）渡过黄河，直指商朝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因为商军主力正在征伐东夷，周军沿途没有遇到商朝戎行反抗，顺畅开进，仅经过6天便抵达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慌乱之中，纣王只能装备大批奴隶与东夷战俘，连同护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在他的带领下开赴牧野迎战。

牧野之战示意图。来历/我国公民革新军事博物馆《我国战役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传统观念以为，牧野之战中以奴隶和战俘为主体的商军无心恋战、阵前倒戈，周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现实证明，牧野之战固然商人告负，但实践景象却非周人及后世所宣传的兵不血刃。《尚书·武成》中流显露“血流漂杵”的信息，可知牧野之战中两军进行了惨烈的战役。又有学者考证，牧野之战至少继续了一整天，周军杀敌很多，商军是被周军的虎贲、戎车打败，“倒戈”一说几乎是后人逐渐发明、发挥出来的，其源头能够追溯到西周。纣王假使真像孟子所言“至不仁”或如《尚书》所说“秽德彰闻”，其操控天然孤家寡人，又怎会有如此之多的商人为其力战而亡呢？更何况，武王在战后严肃认真地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旧地统领商的遗民，可见武王也不得不正视纣王在商地商民中的影响，只好借其影响来稳固次序。

前史上实在的纣王

几千年来，作为亡国之君，纣王现已成为昏暴君主的代名词，被很多人口诛笔伐。但是，自子贡以来，也不乏有对纣王的恶行提出质疑者。如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纣既不幸亡国，他的牌子天天被周人破坏，他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偶像天然是无足怪的事了。”

纣王的恶声跟着其恶政在口耳相传中，不断“移风易俗”。顾颉刚先生发现，纣王共有70条罪行，都是各朝各代连续加上去的，比方战国添加20项，西汉添加21项，东晋添加13项。近年来，有一些声响企图为纣王全盘昭雪，称其为圣明之君，所谓的恶行满是周人抹黑。

那么，纣王的实在形象终究是什么姿态？

首要应该清晰的是，纣王作为昏君这一现实是无法推翻的。《尚书》中《西伯勘黎》和《微子》两篇，经过商朝大臣祖伊与纣兄微子启等人的话，记叙了纣及商朝贵族的蜕化，总结商人所罗列的纣的恶行，包含酗酒、不敬祀鬼神、不信用旧臣、苛政重敛、不治民等。这是商人自己的观念，可信度比较高。其间，好酒是商人，尤其是晚商时期商人的共习，不祭祀鬼神以今日的视角来看并非罪恶，苛政等事首要体现在乱用惩罚、透支民力等，应该现实。

周人所指的纣王恶迹，会集见于《尚书·牧誓》，总结为四条：牝（pìn）鸡司晨、祭祀不修、不委任亲族、收留并委任罪人。经过与商人自己的总结比较照，“牝鸡司晨”与“收留并重用罪人”凸显了周人的价值观。

“牝鸡司晨”即相信妇女之言，这应该是现实。但要指出的是，妇女在商人与周人社会中的方位和效果存在必定差异。商朝妇女在家庭中保有必定方位，身后能够独立遭到祭祀，有必定的宗法权力，宗法方位比周朝妇女高。商朝妇女也有必定的私家财富，能独立运营田产，还占有奴隶等其他财富。部分贵族妇女如妇好、妇等还曾统领戎行、指挥作战、统率田畋和护卫疆土，在国家军事日子中的重要方位是周朝及后世封建社会的妇女所难比较的。妇女还能够掌管祭祀、占卜，任巫祝甚至方位不低的小臣，比较广泛地参加社会日子。这一差异与商周两族的文化背景有着天然的联络。相对于首要从事农耕的周人，商人的经济成分更为多样化，牧业在商人的经济活动中一直占有重要方位。从考古开掘来看，商人阅历了一个从北方草原地带向华夏迁徙的进程，所以商朝社会带有较稠密的游牧民族的遗风。游牧民族中，妇女的社会方位与效果往往超越农耕民族的妇女，所以商朝妇女在社会日子中方位较高且较为活泼。周朝以降，妇女方位较男性显着处于弱势，到秦汉今后对其时景象天然愈加难以了解。

《妲己害政》（部分）。来历/（明）张居正编《帝鉴图说》第四册，纯忠堂藏板，清中期刊本

“不委任亲族”和“收留委任罪人”实践上是同一问题的双面。所谓的罪人首要是各属国的逃奴，奴隶在商朝遭到重用是其尚贤政治特征，如商汤的贤相伊尹本是有莘氏女之私臣，武丁之相傅说也是擢拔于奴隶之中。纣王此举，本意是要与各属国抢夺奴隶，与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招徕他国民众千篇一律，都是为了增殖人口、便于出产以开展本国经济。需求留意的是，商朝时期的“大众”指的是贵族，所谓的罪人摧残大众，实践上是对旧贵族利益的危害。外来的新鲜血液充实到政治领域中时局必会带来一些革新，对保存的旧贵族的政治空间与传统利益必然有所抢占，加重了操控阶层内部的对立。而纣王此举对外而言，不无自私自利之嫌，不免会引起各属国的仇恨。周文王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令“有亡荒阅”，大搜逃奴交还本主，使商朝的大批属国转而倒向周，这也是周能得全国的重要原因。

综上剖析，周人责备纣王所犯的罪恶，多是以周人的价值观来点评、衡量，天然会带来误差，而后人的眼光或后人价值观念强行加以附会，也不免有所偏颇。但纣王之恶应无可置疑，其实在形象应该是一个予智予雄的暴君。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尽管言纣恶者多附会，但“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依据也”，对其恶行强行洗白也并不行取。对前史人物的点评还应本着求真务实的情绪，挨近前史的实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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